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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我们应该汲取什么教训（第2页）

三、我们应该汲取什么教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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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联50年代文论之所以能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获得霸权，根本原因在我们自身。

在“文革”

结束以前的近三十年中，以“阶级斗争为纲”

的“左”

的路线占了主导的地位。

这样在我们的头脑中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“左”

的预成图式，当我们去吸取苏联文论时，就与其一拍即合。

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很对我们的胃口。

例如，新时期以前的文学创作存在着严重的“图解化”

的毛病，五六十年代就提出过“写中心、画中心、演中心、唱中心”

的口号，这是“拉普”

的口号在中国的翻版，1931年斯大林对经济工作作了《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》的报告，“拉普”

领导立即作出《关于斯大林的讲话和“拉普”

的任务》的决议，认为“斯大林讲话的每一部分都是艺术作品有价值的主题”

。

可以说“拉普”

的做法，我们是心领神会的。

因此我们似乎不必对苏联50年代的文论说三道四，问题还是我们自己身上有“病”

。

先要治好自己的“病”

，我们才可能心明眼亮，那么无论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对象，都能放出眼光来，有所鉴别，有所取舍。

苏联在50年代中期以后，对文艺思想进行了调整。

特别是新出现的“审美学派”

专注于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的揭示，对20年代的形式主义文论流派也有重新的评价；符号论文论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，对西方也采取开放的态度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改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。

但在新时期以前的中国，还是延续苏联50年代初期的文论。

而且后来60年代的“反修”

斗争，大批人道主义等，不但没有抑制苏联50年代初期“左”

的东西，相反把其“左”

的东西更推进一步，一直发展到“文革”

的极“左”

的灾难。

这是沉痛的教训，不能不吸取。

我这样说，丝毫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的意思。

实际上，我自己从学习苏联50年代的文论开始教学和研究的生涯，自己的著作中，也常跟着苏联50年代初期的文论的脚印走，错误是很多的。

我只是想把自己摆进去，进行理性的客观的反思，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。

以史为鉴，今天我们在评介西方20世纪文论时，也不能全盘照搬，一定要放出眼光来，有所鉴别，有所取舍，学会博取众长，熔古铸今，努力建设新的生气勃勃的文艺学形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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